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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商业繁华地西单的一条僻静的胡同，坐落着一处看上去非常普通的院落西斜街36号。这就是中央编译局的所在地。在这里，聚集着一群优秀的中国学者，他们沉潜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博考群籍，研精覃思，倾注毕生心血。韦建桦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在这里他度过了将近40个春秋。

　　历届都非常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早在延安时期，就语重心长地说，编译经典著作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如果没有翻译工作者的努力，“中国哪晓得什么马列主义？”他要求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学个唐三藏及鲁迅”。

　　从青年时代起，韦建桦就树立了治学报国的理想。数十年来，他锲而不舍地从事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工作，把探求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融入到学习、工作、生活以及在政协的履职实践中，以真启善，以善致美，他用生命诠释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生哲学。

　　播下线月，韦建桦出生在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杨家庄镇。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父亲追求进步、勤奋治学的一生，深深影响了韦建桦。在父亲九十寿辰时，他这样总结父亲的人生信条：视学习为要务，视事业为生命，视创造为快乐，视奉献为天职，把个人前途和民族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追求人生的大境界。其实，这也是韦建桦追求的人生境界。

　　1964年，韦建桦考进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被分配在德语专业。怀着文学梦的韦建桦对学习外文专业没有思想准备，一度感到彷徨。在一次新生座谈会上，系主任冯至先生语重心长地说，近代德国在文学、哲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领域，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只有精通德语，才能广泛涉猎德国的思想文化，为中德学术交流和祖国文化建设作出贡献。冯至先生还特别提到，德语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母语，希望大家认真学习和掌握这门语言，以便将来有一天能阅读和研究这两位思想家的原著，“迈进那个影响整个世界文明进程的理论领域”。

　　冯至先生的话坚定了韦建桦学习德语的决心。那次座谈会后，韦建桦陆续研读了冯至先生的《歌德论述》、《杜甫传》以及当时刚问世不久的《诗与遗产》。除了刻苦学习外文，韦建桦还抓紧时间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国哲学家康德说，由道德和智慧带来的快乐，是真正的快乐。在北大的最初两年，韦建桦度过了快乐的读书时光。

　　这时，韦建桦的父亲也被造反派污蔑为执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黑帮分子”。韦建桦从北京回到扬州，看到家中一片狼藉，父亲珍藏的《瞿秋白文集》、《田汉剧作选》、《中国古今戏曲集成》、《杜诗镜诠》等书籍荡然无存，就连自己在中学时代的作文也被抄走。韦建桦探望被关押的父亲，父子俩眼含热泪，相视无言。直到临别时，父亲才说了一句话：“你现在不上课了，但要认真读书，充实自己，学会辨别是非。”韦建桦牢记父亲的嘱咐，他开始意识到独立思考的重要。

　　1970年，韦建桦大学毕业，先被分配到甘肃武威农场，后来又调到攀枝花钢铁基地。他种过果树、烧过砖瓦，当过政工干部和机关秘书。但不管做什么工作，他都利用一切机会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金沙江畔，韦建桦高声诵读德文版《宣言》，目送滔滔江水，体悟两千多年前孔子发出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浩叹。在川滇交界的吊脚楼里，韦建桦用德文试译鲁迅的《呐喊》，再与德文版《鲁迅小说集》对照。有一段时间无书可读，韦建桦就从图书馆借来《辞海》试编本抄录，甚至背诵过整部《德华大词典》。

　　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写了大量的专著、论文、时评、书信、讲稿、笔记和批注，内容之丰富、知识之渊博世界罕见。在这些遗著中，约有65%用德文写成，有30%用英文，另有5%是用法文、意大利文等欧洲语言文字撰写的。要将这些著作译成中文，不仅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学术修养和语言造诣，还需要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和淡泊名利的思想境界。

　　1981年，局里安排韦建桦到德国进修。在海德堡大学进修期间，他主动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根据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的需要，自主选择课程，涉猎各个学科知识。同时，他广泛搜集资料，撰写笔记，请教专家，解决在国内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回国前夕，他来到马克思的故乡特利尔，在摩泽尔河畔默诵马克思的诗歌，内心充满献身崇高事业的豪情。

　　回国以后，韦建桦被任命为中央编译局马恩著作编译室副主任，投身规模浩大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70卷本）编译和校订工作。马克思说过：“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韦建桦认为，革命导师这种诚实研究的学风，是做好编译工作的前提。他主张在译文校订中发扬中国朴学传统，依据确凿不移的证据，提出修订勘正的方案，做到每一处表述、每一句调整、每一字改动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信而有征。

　　2004年，中央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韦建桦被任命为经典作家重点著作译文审核和修订课题组首席专家，主编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韦建桦和课题组成员全力以赴投入工作，攻克无数难关。大家齐心协力，奋斗了6个春秋，两部《文集》成为学术精品，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的标志性成果。

　　1997年，韦建桦成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他记得当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郑重承诺：“作为一名新的政协委员，我应当尽快适应新角色，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履行好职责；同时作为一名员，我应当在各方面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在政协这个舞台上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2010年9月，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组织调研组，到云南进行“百年米轨滇越铁路保护和利用”调研。滇越铁路是在1899年清政府被迫向法国殖民者出让筑路权的背景下修建的，全长854公里，穿越高山深谷，是世界上最长的轨距仅为1米的铁路，堪称工业文明进程的活教材。滇越铁路历经百年沧桑，近年来渐渐淡出运营，自然和人为损坏严重。这条铁路是否应当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利用，人们的认识存在分歧，一些人认为它是“殖民者的遗迹”、“中国人的耻辱”，主张将它拆除。于是，滇越铁路的定位和弃留问题就成了争论的焦点。

　　韦建桦认为，在文化遗存的认识问题上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他依据马克思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的观点，说明复杂历史现象往往具有两重性，指出法国殖民主义者在中国修筑铁路，其目的自然是攫取殖民利益，但他们同时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滇越铁路凝结着中国劳动者的血汗和智慧，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和振兴，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旅游开发潜力，应当很好地保护和利用，为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韦建桦的见解促进了共识的形成，彰显了科学理论的指导价值。

　　2013年7月，韦建桦随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专题调研组，赴辽宁和湖北调研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情况。在武汉，调研组考察了汉阳钢铁厂遗址，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钢铁企业，是由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兴建的。韦建桦指出，在介绍这些遗址的时候，不应让后人只记住张之洞和盛宣怀，而忽略千千万万血汗劳工，忘记他们为创建中国民族工业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因为历史是在“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汇成的“一个总的合力”推动下向前发展的，而劳动者始终是这个合力的中坚。为此，他发表了《从唯物史观看工业遗产研究》文章，引起广泛关注。

　　2010年，韦建桦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无比兴奋地踏上了学术生涯的新起点。五年来，在他的主持下，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马克思画传》、《恩格斯画传》、《列宁画传》，以及《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单行本和选编本系列的编译工作相继完成，并陆续问世，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事业。

　　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和；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译审、教授，中央编译局原局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辞海》分科主编，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和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际马恩基金会（IMES）《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