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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郑观提出了革除封建积弊的方法：一是在六部之外特设一个商部，由专门的机构管理通商事宜，凡有所求，极力保护。先侧重于种植和制造，再讲贩运和销售。如种茶树棉，养蚕缫丝，织布纺纱，制造毡毯诸事，倡立、煤、铁、瓷器、火油诸公司。

　　二是重订税则，修改厘捐章程，要使进口税大增，出口税大减，这可以逐渐堵塞漏卮，收回膏血。此其权之在上，而必大为变通者也。梁启超说：“试有人问我以中国振兴实业之第一义从何下手？吾必答曰改良政治组织。然则第二义从何下手？吾亦惟答曰：改良政治组织。然则第三义从何下手？吾亦答曰：改良政治组织。”

　　他认为，政治组织若不能改良，多举一事即多一弊。梁启超明确地将政治改良作为发展实业的前提。辛亥革命前夕，社会舆论倾向于实业不振之由在于清政府的封建专制制度。

　　有的认为，政体不变，枝枝节节的补救是无益，实行立宪制，可以挽救民族危亡，有的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政权，才能有真正保护实业的政策，有的认为，“非朝廷力持宪法，笃守大信，巩固臣民权力，不能使实业振兴。”这样看来，实业救国论者将实业救国思想加以发展，将振兴实业和改良中国政治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中国实业不能迅速崛起的原因是政府不了解和不重视商务，实业的发展缺乏相适应的政治环境，因此他们要求改良政治。

　　第一，提出制订经济法。张謇认为，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而要想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发展实业，首先要乞灵于法律。他认为，这么多年来，众多企业的失败，是由于没有法律之导而造成的。由此导致的失败张謇不仅亲眼所见，自身也经历此苦。

　　他说道：“故无《公司法》，则无以集厚资，而巨业为之不举，无《破产法》，则无以维信用，而私权于以重丧，此尤其显著者。”他还认为当时的经济潮流下，中外经济合作必日益增多，若我国没有法律为之防，“其危险将视无可得资者为尤甚。”

　　由此可见，张謇对法律的运用十分重视，他任农商部长期间，制订了《公司法》、《商人通例》等20多种农工商法案。1921年的第一次全国工商会议上，议员们提出要求政府“速订商律以救时弊，速订商法、公司律以资保护而图振兴。”他们要求颁行各种经济法，以此保护实业的发展。

　　第二，主张改革税制。实业救国论者认为，阻碍实业发展的封建弊政，要数厘金制度了。厘金制度实行后，苛扰奇重，自开征之日起，对中国的实业危害非常大。清政府对商业征以重税，额外加派捐输，也使人民轻易不敢投资于工商业。

　　张謇在办厂伊始，深感捐税是创办实业的障碍，他说：“各省农工商务诸事创办之始，率以重捐重税困之，虽商民之破家堕业而有所不顾，致令民间动色相戒，视国家兴利之说为陷阱之尤。”他反复谴责厘金税制对商民的危害，强烈要求清政府革除厘金制度。他在担任实业部长后，曾发表宣言要求政府裁撤厘金等恶税。

　　第三，要求改革金融制度。“农工商之能否发展，视乎资金之能否融通。”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金融制度落后，国家的财政状况混乱。由于民间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的落后，使得外国银行有操纵国内金融命脉的可乘之机。实业救国论者在兴办实业的过程中也逐渐意识到设立银行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性。

　　列宁说过：“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全部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新式企业出现以后，其生存和发展对资本的需求日渐加大，原有的经营模式落后的钱庄等金融机构无法满足新式企业的融资需要，限制了本国实业的发展。张謇要求：“确定中央银行，以为金融基础，又立地方银行为之辅，励行银行条例，保持，民业银行钱庄票号之信用，改定币制，增加通货。”

　　民初的理财救亡论也是实业救国思潮的主要内容之一，实业救国论者认为，财政的改革是实业发展的前提，他们十分重视理财。孙中山先生提出“钱币革命论”及实行纸币制度。梁启超在《治标财政策》中提出三项治本策：“第一策是改正税则，第二策是整顿金融，改革币制，第三策是整顿官办企业。”

　　实业救国论者认为，要想实现国家的富强，就要振兴实业，发展民族经济，而发展民族经济，是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实业救国论者把追求资本主义工业化置于首要位置，这是基于他们对当时世界形势的判断及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认识。

　　他们清晰地认识到西方列强发动侵略战争的实质是经济掠夺，他们“以军事为标，而其所恃以吸我精髓，括我膏血，使我奄奄如病夫而未自由拔者，实惟工战商战为最烈。”

　　因此，他们号召全民族共兴实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此改变中国贫弱的现状，增强本国的实力，以此抵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张謇曾对“实业”一词作过解释，孙中山先生在与上海《民立报》的一位记者谈话中，也曾说过相似的解释：“实业之范围甚广，农工商矿，繁然侍举而不能偏废者，指不胜屈。”

　　由此可见，当时的实业是包括农工商三个方面的。实业救国论者对三者在国民经济中的关系也作了探讨。“欲兴实业，农、工、商三者必相提并进，始克有奏，否即无成效”，“凡己国自兴其实业，必先着手农业，次工，次商，征之各国皆然。若侵入国家，握人财权，其起点始于商业，次工，次农，征诸各邦对待我国可知。”

　　实业救国论者重视工业的发展，但也不偏废农业和商业，能够正确地认识到农工商三者的关系并且清晰地阐述出来。另外，实业救国论者就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出路也进行了探索，中国走工业化道路，要采取什么战略方针呢？

　　张謇的“棉铁主义”，也称棉铁政策，在当时颇具影响力，为国民所认同。何谓棉铁主义？就是以发展棉纺织业和钢铁业为中心，从而推动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振兴民族经济的发展发略。

　　张謇正式提出棉铁政策后，多次公开宣传此主张，1913年，其在《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中说道：“謇于南洋创业会时，即发表中国现实业须用棉铁政策之说，今謇主张无以易此。”1915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张謇指出：“就各项实业而言，最为吾所主张者棉铁二项，以其于近世界中为必不可少之物也。现时吾人所用之棉铁，皆来自外洋，今后正宜努力使二者皆可由本国供给。”

　　张謇之所以主张棉铁主义，除因其投身实业多年的阅历使然外，还因为社会对棉铁的需求量最大，同时，外货进口量也最大。他在研究海关贸易册后，愤慨地说：“国人但知赔款为大漏卮，不知进出口货价相抵，每年输出，以棉货一项论，已二万一千余万两，铁亦八千余万两，暗中剥削，较赔款尤甚。若不能设法，即不亡国，也要穷死。”所以，首先发展棉铁产业，外货，才能振兴本国的实业。

　　清末民初的中国财力薄弱，如果广泛地发展各项工业，很明显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有主次的优先发展这两项工业，是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的，也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这也是为什么其棉铁政策会被广泛认同的根本原因。

　　除张謇的棉铁政策外，还有其他关于发展工业的设想和规划，但总的来说较为零散，漫无系统，而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对振兴实业，发展国民经济的规划作了详尽的描述。孙中山先生在经历多次政治斗争的失败后，在艰难探索救国道路的日子里，看到了中华民族谋求发展的良好契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状态由战时转向和平，我国要抓住参战国巨大的生产力过剩的时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实业计划》是一个以国家工业化为中心，以发展交通运输业为先导，注重农业、重工业、轻工业发展，使国家经济全面实现近代化的大规模规划。《实业计划》是一个比较系统的经济战略运行图，不仅着眼于眼前，还着眼于未来，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它堪称一个前所未有的“国家经济之大政策”，是一幅宏伟蓝图。《实业计划》将民初实业救国思潮的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总的来说，发展实业既要抓住重点，也要全面，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本部工业也要有所发展，合理布局。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根本，孙中山先生高度重视各个部门的相互依赖，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带动轻工业的发展，为中国设计了一条不同于早期西方工业化的道路。其工业化思想反映了孙中山先生对国家民族出路非同寻常的战略选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